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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合法性的行政與司法判定标準

——解讀最高人民法院駁回海南裕泰公司再審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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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07-16 09:43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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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對縱向壟斷協議尤其是轉售價格維持行為(RPM)合法與否的判定,長期以來一直是令企業感到困惑的一大難題,重要原因在于行政與司法對RPM是否構成本身違法判斷标準不統一。相應的,反壟斷理論研究與實務界也劃分為兩大陣營,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分别支持企業的RPM行為應适用本身違法以及需進行合理性分析兩大派别。
  《反壟斷法》實施以來,我國反壟斷執法機構從國家到地方層面查處了較多的轉售價格維持行為。2019年6月,市場監管總局查處某汽車公司的固定或限制最低轉售價格(RPM)行為。2017年,上海查處了伊士曼品牌航空渦輪潤滑油、捷波朗品牌耳機RPM案,江蘇查處了江蘇百勝電子有限公司(VIVO手機江蘇總經銷)RPM案。以上案件,從總局到地方執法機關在對RPM的行政處罰決定中,采取的均是本身違法認定方法,即依據《反壟斷法》第十四條直接推定行為的違法性。這些案件的查處,有效震懾了實施相關違法行為的企業。
  然而,司法機關對轉售價格維持行為的合法性判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舉證責任與認定方法。在北京銳邦湧和科貿有限公司訴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案、東莞橫瀝國昌電器商店訴東莞市晟世欣興格力貿易有限公司案中,上海與廣東地區法院均采取了合理原則。法院認為,限制最低轉售價格協議必須具有排除、限制競争效果才能被認定為壟斷協議。《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二款“本法所稱壟斷協議,是指排除、限制競争的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同行為”同樣限定該法第十四條的縱向協議行為。同時,構成排除、限制競争的舉證責任在于原告,原告承擔舉證不利的後果。僅證明被告采取了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并不足以認定其行為的違法性。這些案件的裁判結果體現了司法與行政執法标準的不同,但此前兩者尚未在個案中直接發生沖突。

案情回顧
  海南裕泰公司壟斷案則将這種差異帶來的判定沖突直接擺上台面。作為我國第一起縱向壟斷協議的行政訴訟案件,海南裕泰壟斷案曆經一審、二審判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裁定,三個層級法院的判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該案由此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其裁決在一定時期内對縱向壟斷協議的執法與司法将具有極大的參考和指引價值。
  本案中,原海南省物價局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海南裕泰公司與經銷商簽訂的《飼料産品銷售合同》第七條,即要求經銷商對讓利标準保密并服從甲方的銷售指導價,違反了《反壟斷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固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價格”的法律規定,由于經銷商并未實施該壟斷協議且海南裕泰公司在調查中積極配合,最終被處以20萬元的罰款。随後,海南裕泰公司不服此行政處罰決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反壟斷法》第十四條縱向壟斷協議的構成需結合該法十三條第二款綜合考慮相關價格協議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争效果。也就是說,僅僅形式滿足該法十四條的縱向協議形式要件,并不意味着這就是一個縱向“壟斷”協議。反壟斷執法機構還需要證明協議對競争的排除和限制效果。一審認為海南裕泰公司的經營規模和市場份額等因素決定其合同規定不具有排除、限制競争效果,不構成壟斷協議。判決原海南省物價局撤銷其行政處罰決定。原海南省物價局不服,提起上訴。
  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壟斷行為規制的原因在于實現《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對壟斷行為不僅要制止,還要預防。《反壟斷法》第十四條規定的固定轉售價格協議并不以該法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排除、限制競争”為構成要件。因此,隻有經營者提交證據證明其協議滿足該法十五條的适用除外情形,才可免除處罰。法院同時認為,民事訴訟中涉及壟斷行為的民事案件以造成實際損失為前提,而産生實際損失必然以排除、限制競争效果為前提,因此與行政訴訟的證明要求存在差異。二審判決首次提出民事與行政案件中縱向壟斷協議證明與判定的标準。
  二審判決生效後,原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審申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裁定,駁回原告的申請。

裁判影響
  最高人民法院明晰了本案的争議焦點為海南裕泰公司與經銷商之間簽訂的限制價格協議是否構成縱向壟斷協議,并圍繞該焦點進行說理闡述。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中的幾個核心要點,對未來企業開展合規、反壟斷執法機構加強執法和司法機關提升裁判效能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未認定固定轉售價格及限制最低轉售價格行為本身違法,認為其屬于較為典型的縱向壟斷協議,往往具有限制競争和促進競争的雙面效應。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對轉售價格維持的違法性判定采取的是大概率判斷,意味着本質上最高人民法院仍然認為RPM應适用合理原則。
  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糾正了二審法院的做法,明确認為《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二款對壟斷協議應是排除、限制競争之限定原則也适用于該法第十四條。《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二款究竟隻限定該法第十三條橫向協議行為,還是對壟斷協議整體構成概括性限定,引發大量争論。此前二審法院從語義邏輯學上認為,《反壟斷法》直接将“固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價格”視為壟斷協議并明令禁止,該法第十四條規定的達成固定轉售價格之壟斷協議并不以該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為構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中明确此觀點為錯誤,認定判斷縱向壟斷協議的構成仍然以排除、限制競争為要件。
  三是在行政執法中,反壟斷執法機構隻需認定經營者從事相關行為,不必存在證明排除、限制競争的效果,即可認定構成縱向壟斷協議。若按前述第二點,似乎行政機關不能證實存在縱向協議排除、限制競争行為,就不能認定縱向價格限制行為構成壟斷行為。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應用了社會學的方法,通過對法律适用的社會現實狀況分析,最終得出結論:反壟斷執法機構一經調查經營者存在轉售價格限制或固定價格行為,即可認定壟斷協議,隻能由被調查經營者通過提交滿足《反壟斷法》第十五條的證據進行抗辯。其依據為:基于當前的市場體制環境和反壟斷執法實際,要求反壟斷執法機構對縱向壟斷協議全部進行全面調查和複雜的經濟分析,以确定其對競争秩序的影響,将極大增加執法成本,降低執法效率,不能滿足當前我國反壟斷執法工作的需要。因此,反壟斷執法機構經過調查證實經營者存在上述兩種情況,即可認定為壟斷協議,無須對該協議是否符合“排除、限制競争”這一構成要件承擔舉證責任。除非經營者通過提交證據進行抗辯予以推翻。這一闡述保障了既往RPM行政執法案件的有效性,使得未來反壟斷執法機構仍能夠按照既往方式查處RPM案件,對企業的縱向合規行為有明确指引效果。
  四是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法院需要審查壟斷協議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争效果,并在此基礎上判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原告訴訟請求得到支持的前提即經營者承擔民事責任的前提,是經營者實施反壟斷行為給原告造成損失。而給原告造成損失是壟斷行為排除、限制競争效果的直接體現。壟斷協議不僅要達成而且要實施并産生損失,此時的壟斷協議當然具有排除、限制競争的效果。因此,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法院審查壟斷協議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競争效果,并在此基礎上判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當前行政與司法對于縱向壟斷協議的差異化認知給出了解決之道,但諸多疑問仍然隻能等待全國人大修改《反壟斷法》或相關部門出台解釋、規章予以解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的最後也建議反壟斷執法機構總結執法經驗,及時出台有關縱向價格反壟斷執法指南,進一步明确執法标準,給予經營者明确預期。相比反壟斷執法機構擁有反壟斷執法專業人員、法定調查手段,民事個體的證明責任不應高于行政執法才能體現責任分配合理性。期待在不久的将來,《反壟斷法》的修改能夠正視這一現實問題,完善縱向壟斷協議立法,破除争議,統一标準。□暨南大學知識産權研究院副教授 仲 春

(責任編輯: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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